黃志凌：中國養老模式的變革與金融結構前瞻

　　黃志凌：中國養老模式的變革與金融結構前瞻　　二、完全社會化養老尚難實現

　　綜上所述，純粹由子女供養的養老模式是不可持續的，必須借助社會化養老的推進，完善養老保障體系。但另一方面，若在我國實行完全社會化養老，也是經濟發展水平無法負荷的，不符合我國國情。

　　社會化養老是指通過社會保險、退休金制度、社會養老設施等社會方式來完成養老過程的養老模式。社會化養老是伴隨著社會發展到工業化、城市化的產物，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勞動雇佣制度的出現為經濟基礎，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有著較高的要求。目前，完全社會化養老模式主要應用於北歐等發達國家，但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。在20世紀50-70年代，歐洲國家實行福利國家政策，勞資關系緩和，老年高質量生活得到保障，但這種模式也暴露出諸多問題，如社會保障支出日益擴大，政府財政負擔和企業稅負過重等。1981年，瑞典社會保障支出佔政府支出的48.4%，政府支出的迅速擴張造成巨額財政赤字和國債。1981年，瑞典各級政府的財政赤字累計達531億瑞典克朗，財政赤字佔GDP的9.3%。為彌補巨額赤字，各級政府不得不擴大國債規模。瑞典國債總額從1973年底的360億激增到1982年底的2728億瑞典克朗，在9年內增長66倍。國債佔GNP的比重從1974年17.7%，提高到1982年的51%。

　　財政開支的增加必然要求加重稅負。1973年，瑞典稅收在GDP中的比重為39.18%，到1982年上升到49.16%。沉重稅負導致企業資本積累有限，使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大受影響，產品競爭力下降。

　　發達國家的“福利國家模式”難以為繼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政府財力更弱，完全社會化養老幾乎無法實現。我國人均經濟實力嚴重落后於發達國家甚至很多中等收入國家，社會化養老起步晚，深度嚴重欠缺，養老產業准備不足，因此目前還無法實行完全社會化養老。

　　首先，我國老年人基數龐大，養老負擔太重，政府財力不足以支撐完全社會化養老模式。截至2013年底，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已經超過2億，佔總人口的14.3%。未來10年，中國老齡人口每年大約要增加1000萬人，到2050年全國老齡人口將超過總人口的1/3。我國政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，也是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遇到過的巨大的社會化養老壓力。

　　在計劃經濟時代，我國也曾由財政完全兜底，在城市中實行在職職工的退休金制度，解決城鎮在職職工養老問題。改革開放后，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較大變化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推進，雇佣關系的多樣化，原先的財政兜底的社會保障模式已不適應經濟發展，而且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上升，也使財政不堪重負。

　　其次，我國社會化養老起步較晚，廣度尚未完全覆蓋，深度嚴重不足。近年我國養老保障覆蓋面在不斷擴大，但是城市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 較低，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金水平更低。根據2013年社科院白皮書相關數據，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給付水平經過10年連續調整，目前月均僅2000元，平均養老金替代率從改革初期的60%多下降到40%左右，低於國際勞工組織1952年《社會保障最低標准公約》規定的55%的警戒線，城鎮和農村居民的基本養老金水平則更低。目前，世界上實行養老保障的國家中，78%的國家的養老金替代率高於60%，替代率在40%的僅有6個國家，低於40%的隻有海地（33%）。可見中國的養老金給付水平在世界上位於后列。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（CHFS）數據，2013年行政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退休工資為2642元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為2067元/月，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為1171元/月，而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領取金額僅為194元/月。

　　最后，從我國養老產業來看，對老齡化社會到來准備不足，隻能承接極少數老人的養老服務保障。到2012年，我國僅有4.43萬個提供住宿的養老服務機構，床位417萬張，收養近300萬人，每千名老人擁有21張床位。到2014年3月，養老床位僅增至506萬張，每千名老人25張，而中等收入國家為70張。

　　因此，我國目前尚無條件實行完全的社會化養老模式，將來也隻能隨著經濟發展在家族養老基礎上不斷加大社會養老投入，促進社會化養老的發展，同時通過收入分配體系、輿論道德體系、新型養老模式的建設和完善，促進家庭養老的質量提升。